万里长城，雄伟险峻，历史悠久，工程浩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不断兴建，秦统一中国后，将北部长城衔接起来，并加修缮，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号称“万里长城”。至汉、北魏、北齐、北周及隋代，皆有修筑，终明之世，注重边防，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分设大将，统兵御守，，先后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固原等九镇，合称“九边”，（《明史·兵志·边防》）于洪武至万历年间，重新构筑长城，并在其险要处，建关设塞，布有重兵，加强防卫。西起嘉峪关，东至河北省山海关，总长约六千七百公里，时称“边墙”为确保京师的安全，特于大同，宣化以南，河北、山西两省的险峻地带，筑有内长城，时称“次边”或“内边”。
　　据《光绪畿辅通志》载：“边墙在直省者有二，其自山西大同府偏关，其亘宣化府北界折而东南至顺天府怀柔止，此为外边；其自偏关南起，东至广昌县折而东北，亘宣化府南界，环顺天府北界东至山海关，又自广昌县折而西南至正定府井陉县止，此为内边。”河北为四战之地“沧海环其东，太行环其又，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
　　据《清史稿·地理志》载：“直隶，其重险：井陉、山海、居庸、子井、倒马诸关，喜峰、古北、独石、张家诸口。”顾祖禹谓“大道为关，小道为口。”皆因险峻冲要而设。据统计，河北省境内长城关口多至数百，然其重险有九，且皆置于长城内侧。
　　现将河北九大重险故事，依次略述于下，并将龙泉关附后。
　　井陉关位于今河北省井陉险东北的井陉山上。内长城东侧。其山层峦迭嶂，参差环列，方数百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陉。”（《元和郡县志》）
　　井陉关又称井陉口，亦称土门关或土门口。《汉书·地理志》称为石研关。是太行八陉第五陉——井陉隘道的关口。
　　《吕氏春秋·有始览》以此为天下九塞之一。秦汉以来，为军事必争之地。
　　汉高祖东十月（前二０四年）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斩陈余、获赵王歇。
　　晋太元十八年（三九三年），慕容垂自中山伐西燕，遣慕容瓒等分道出井陉，攻晋阳。
　　晋太元二十一年（三九六年）拓拔魏伐后燕，亦出井陉。
　　晋泰初（五三一年），高欢举兵信都，尔朱兆自晋阳出井陉，趋殷州（即赵州），高欢在广阿击败尔朱兆。明年，尔朱赵复攻高欢于邺，败保晋阳，高欢自邺引兵入滏口，遣库狄干率兵入井陉击尔朱照，兆北走。
　　元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年），刘福通部将曾率大军塞井陉，杜太行。
　　井陉关在战略位置上相当重要，为控扼井陉隘道的中枢。《读史方舆纪要》载：“太行为控扼之要，井陉又当出入之冲”是颇有道理的。
　　井陉县西有故关（今属山西），为井陉西出之口，有大道可通山西，是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的重要通路。故关南北，两山相夹，山坂回环，关踞其中，甚为险固。《文献通考》称作“固关”。自古以来置关于此。唐长庆初年，裴度出故关讨王庭凑，即此。元末为故关山寨，明初，大军取真定，徐达率师度故关。明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率师由故关经保定，直逼北京。明正统二年（一四三七年）修筑关城，分兵戍守，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增设将领驻守，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改建新城，增兵防御。
　　故关东至井陉县四十里，西至平定州八十里，南至泉水头口六十里，北至娘子关二十里。其北路自达滴崖口以下有十二隘口，距关六十里。南路有隘口二十三，至关约一百三十里。（据《四镇三关志》）
　　山海关又有渝关、榆关、临渝关和临闾关之称。位于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是万里长城东端的重要关口。
　　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关下有榆水通海。形势险固，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关外即辽宁省，是京、津、冀的一大门户。
　　据《隋书·纪》载：“开皇三年（五八三年）城渝关。”说明隋代时已于榆关构筑城池。当时关址设在今河北抚宁县东二十里，与今关址非以地。自渝关以西至雄州（今河北雄县）沃野千里，并无保障，北限大山，重冈复岭，燕山之地、紫荆、古北等关只通人马、渝关、居庸可通馈饷，故渝关所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契丹可突干叛，幽州道副总管郭英傑，兵屯于渝关外，为可突干所击败。
　　天复三年（九０三年）契丹阿保机遣将阿钵寇渝关。
　　五代梁乾化年间（九一一——九一五年）渝关为契丹所攻取。
　　宋宣和末，建燕山路，渝关为女真所得。
　　明代初年，设山海卫戍守，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徐达率兵至榆关，以为非控扼之要，移于渝关之东六十里重新建关，因关依山面海，故名山海关。关城四周八里有余，此外又有西罗、东罗、南新、北新、连环五座城，亦称五花城。
　　明代，山海关为蓟边东路防守重地（蓟边东路重地还有抚宁县东的石门寨，永平府北的燕河营及迁安县北的建昌营）
　　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为山海路，隶属于东路协守营。
　　清设山海关副将，都统山海路左营中军都司，后改游击。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设中军守备，后改为石营守备。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调永平府副将驻此。
　　渝关东临海，北有免耳、覆舟山，山皆斗绝，自关东北循海有路，道狭数尺，仅通一轨，傍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是北通辽宁的咽喉，自古为戍守重地。
　　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纳款关。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北部，《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居庸有关。”据元代王恽中《唐事记》载：“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徙于此，故名。”这应是居庸名称的由来。
　　居庸关地处绝险，为京师的内藩，长城要口之一。
　　《水经注》称居庸关“绝古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仅容轨。”
　　宋程大昌《北边备对》：“居庸关。太行山最北第八陉，东西横亘五十里，中间通行之地才阔五步。”为控扼太行八陉第八陉——军都陉的中枢。
　　《雍正畿辅通志》谓居庸关形势：“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此种雄险地势，决定了它在国防位置上的重要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书都说居庸关为天下九塞之一。堪称“控扼南北”的“古今巨防”
　　宋嘉定二年（一二０九年），元太祖率大军直攻据庸，金人镇守，未得攻下，后沿山西南，转攻紫荆关，大破金兵，夺涿、易二州，遣别将自南口反攻居庸，方得攻下。
　　居庸关以北有松林，曲折逶迤数百里，中间小道只可骑行一人，一夜即至南口。此为元太祖攻居庸不能下，问计于扎八儿，扎八儿献此策，因称其道为“扎八儿道”。
　　据《元史·兵志》元睿宗据居庸关，立南、北口屯驻军队，各设千户所。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又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分各军东西驻扎，并置隆镇上万户。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始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明代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大将军徐达在居庸关垒石为城。“关城夹于两山之间，周不及十四里”、（《大清一统志》）关城“有南北二门。”（《昌平山水记》）洪武三年（一三七０年）置守御千户所。永乐二年（一四０四年）置卫，下领千户所五处，以此为京师北面固防。
　　清设参将驻守，后改为都司佥书。
　　居庸关南口有城，为明初所建，设有南北二门。《魏书》称做“下口”，《北齐书》称做“夏口”，《元史》改称“南口”或“西关”，今称“南口”。
　　据《大清一统志》载：“自居庸关城北上八里，至居庸上关，有小城，亦南北二门，又北七里为弹琴峡，又七里为青龙桥，其道东有小堡。又三里至八达岭，岭上有成，亦南北二门。元人以此为居庸北口。”
　　自居庸以西的宴磨峪口起，沿长城西南方向而下，经横城岭、天津关、大龙门口、马水口、金水口至紫荆关的沿河口止，相兼怀来各隘口共九处，皆为山后隘口，其“前后相距远近不同，路径迂回，林密地险。”（《东田集》）
　　事实上，居庸之险，不在居庸关城，而在八达岭。“是岭关山最高者，凭高以拒下，失此不能守，是无关矣……”（王世翘《居庸关论》）此论至确。
　　明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年）于八达岭筑城，城周二里有余，与南山联为一边。设有西、南、北三门。明时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驻守。八达岭城地处险要，城防坚固，“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前者也。”（《侦宣图记》）
　　自八达岭而北，地势较平缓，行五里，至岔道，有二路，一自怀来至宣府，为西路，一自延庆至四海治，为北路。“八达岭为居庸之噤吭，岔道又八达岭之藩篱。”（《读史方舆纪要》）
　　明代以居庸与紫荆，倒马合称“内三关”，而三关之守，惟居墉重冈叠岭，关山岩固，险而易守。然而，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率大军自宣府经怀来，攻入居庸关，进逼北京城。可见，“攻守之势异”，在于人为。明末，政治腐败，经济剥削日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攻城略地，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
　　紫荆关位于河北省易县西部的紫荆岭上。拒马河自西绕关北侧流过。古名子庄关。《水经注》载：“一水动作与子庄溪水合，水北出子庄关。”宋时亦称金陂关。后以山多紫荆树改名。金元以来皆称紫荆。（《雍正畿辅通志》）关城位于内长城东侧，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口，是控扼太行八陉第七陉——蒲阴陉道的中枢。
　　《弘治保定郡志》谓紫荆岭“山势嵯峨，回顾环拱，险峻崎岖，马不成列，车不成轨，西通大同等初，实一方险厄之地。”
　　《明史·兵志》载翁万达之论：“……险在外着，所谓极边也……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敌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经外边能入内边者。”紫荆关是自宣府南下的重要关口。
　　《读史方舆纪要》亦谓：“紫荆岭，上控扼西山之险，为燕京上游路，通宣府、大同，山谷崎岖，易于戍守。”
　　紫荆关为京师西偏重地，向有旧关。是历史上军事必争之地。
　　宋嘉定二年（一二０九年），元人入攻居庸关，金人固守，不得入。元太祖乃趋紫荆关，大败金兵，遂遣别将自南口反攻居庸关，方得攻下。此即元人所谓“劲足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
　　致和初，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入紫荆关，游兵进逼大都城。
　　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俺答入大同，直趋紫荆关，急攻插箭、浮图等峪口。
　　明代洪武初年，筑旧城一座，新城一座。“嘉定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重筑新城”（《大清一统志》）“城高池深，足称雄固，当局庸，倒马二关之间，实为车辅之势。”（《读史方舆纪要》）
　　紫荆关凭借其西北的乌龙沟口、金水口，北部稍东的马水口，西南的浮图峪口，再西南的宁静庵口及白石口为外户。因此，周宏祖曾说：“紫荆虽负山临河，不足以据一关之枢，西侧白石口极为平漫，堪驰十两，东侧马水口，外临广谷，内无完城……仓促有警，应援不及，古今所忧者，不在紫荆正关，而在马水、白石。”（《内关论》）
　　明初设千户所守御。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增设守备。正德三年（一五０八年）改为参将驻守。九年（一五一四年）又改副总兵。
　　清初沿置。据《大清一统志》说，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改设参将驻守。辖白石口、广昌营、浮图峪，乌龙沟，宁静庵等五营。
　　倒马关古名青龙口关。该关当常山之岭道，所以两汉时也称常山关。关址位于河北省唐县西北，距县城一百六十里。唐河自西经倒马关东侧绕流而过。“山路险峻，马为之倒。”（《元和郡县志》）明马中锡《倒马关诗序》说：“其路极险，相传宋杨六郎至此，马踣故名”。《读史方舆纪要》亦说其关“山路崎岖，按辔徐行，庶无衔撅之患。故以倒马为名。”这些都是倒马关名称的由来。
　　胡三省《通鉴注》：“今自尉州广昌县东南，山南出倒马关，至中山，上曲阳县，关山险隘，实为深峭，石蹬逶迤，沿途九曲，是控扼要地也。”
　　沈括说：“飞狐路有道，从倒马关初，卻自石门子冷水铺入瓶形（今山西平型关）、枚回两寨间可至代州。”倒马关又是飞狐道延伸路段的重要关塞。
　　宋嘉定十三年（一二００年），蒙古木华黎至满城，派蒙古不花率大军出倒马关，适值金恒山公武仙派将攻台州（山西五台县），不花与武仙相遇，金师大败。不花进而引兵直趋倒马关，金人遂以真定（即正定）而降。可见，倒马关的得失，直接关系到真定的安慰。
　　倒马关有上下二城，相互对峙。稍北者称为上城，为明代洪武初年建，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年）因上城矮小，于城南三里许，有构筑下城一座，此即为今倒马关城。“南跨横冈，北临巨水，屯驻关郡，成化以来，相继增修，屹为重镇。”（《关隘考》）
　　倒马关西北的插箭岭、西部的狼牙口，铁岭口，西南的吴王口，东北的周家堡以及东南的军城，皆为倒马关的外户。
　　关西北边的茨沟村，南接阜平县的龙泉关，东连倒马关，其地险僻，易于戍守。
　　明代初年，设巡司防守。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年）设倒马关参奖。
　　清初设副奖。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改设都司佥书驻防此关。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长城的要口之一。向为河北省东北部地区长城内外的交通要道。关口左右，高山拱队，上多松柏，馀山依次而低，西南为小喜峰关，已闭。喜峰口，外通大川，为乌梁海入贡之路。
　　原名喜逢口。相传古代有久戍不归者，其父前来寻求，适逢此地，相抱大笑，喜极而死，遂葬于此地，故名喜逢口。明永乐年间改为今名。
　　明初，于喜峰口东南五里建有喜峰城，周三里。并驻兵戍守，为蓟边中路重地。（蓟边中路重地还有迁安县西北的太平寨，遵化县北的松棚故及蓟州东北的马兰谷）
　　据《道里记》载，西峰口东北的椴木峪关，松亭关及大宁废卫，皆为控御之要。
　　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明宣宗亲临喜峰口，大败兀良哈三卫之兵于宽河。
　　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兀良哈三卫连兵入犯喜峰口，自此亦增兵戍守。
　　喜峰口东有李家口，又东有董家口，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兀良哈三卫兵突犯，为戚继光所击退。
　　自喜峰口至迁安县的青山口，共七口，万历初，朵颜进犯喜峰口，戚继光带兵出青山口击退。
　　据《大清一统志》：清改为喜峰路，设章京及游击驻防，兼辖太平寨、青山口、李家峪、擦崖子、白羊峪、榆木岭等六地。
　　口外多山，石壁峭绝。关口有来远楼，可容万人，为明嘉靖年间建，后为大水冲没。
　　古北口位于北京市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一名虎北口，为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
　　《明实录》载：“永乐八年，塞古北口小关及大关外门，仅用一人一马。”
　　《读史方舆纪要》称古北口“两崖壁立，中有路，仅容一车，下有深涧，巨石磊砢，凡四十五里，为险绝指导。”
　　宋·王会《上辽事》：“出口渡得胜岭，有盘道数层。”
　　许亢《奉使行程录》：“古北口，只通人马，不可行车。”形势险极。
　　古北口有城，雄踞山顶。周四里有余，至为险峻。为明出所建。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年）置守御千户所。三十年（一三九七年）改为密云后卫。嘉靖以后，设参将驻守。
　　古北口关为明代蓟边西路重地（西路重地还有密云县东北的墙子岭，曹家寨及县西北的石塘岭。）自古北口至京师才七舍（按每舍三十里），其间漫衍，无卫戍瞭望，敌可长驱而南，直薄京师。
　　清顺治初年（一六四四年）改为都司。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设提督为京北重镇。同知，巡检皆驻此。
　　黄花镇，当居庸、古北二关之中，北连四海治，护卫陵寝，自镇而西历十一关口可至居庸关：往东至古北口，共四十八关口，自古北口往西至宣镇龙门所的万松沟，约四百余里。其间皆崇山叠嶂，据而守之，可断东西往来之路。
　　据《四镇三关志》载，古北口下关有九寨：即卢家安寨，鸦鹘安寨，司马台寨，丫吉山寨、沙岭儿寨、砖垛子关，龙五谷关，师坡谷关，古北口关，皆为外通险峻冲要之地。
　　古北口居山海关、居庸关之中部，势关重要。《昌平山水记》说：“唐庄宗取幽州，辽太祖取山南，金之破辽兵，败宋取燕京，皆由古北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扼塞，古北、喜逢二口焉。”概要地阐明了古北口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古北口虽关山险固，但口外“沙淤水漫，平夷旷逸，万骑驰骤，纵横无防”。然亦有险可据，敌“若自黄榆川而来，则必由潮河川，自砖垛子而来，则必由黄家寨，自黑谷关而来，则必有三箇岭。”按，潮河川，黄家寨，三箇岭，皆两山夹峙，为防守重地，“过此不守，使贼入平原旷野，则欲战不能，欲守不得也。”（明蓟辽总督谭纶《疏陈边务》）
　　独石口位于河北省赤城县北一百里。本为元代云州独石地，是长城南北的交通要口。其口仅容只骑，险峻胜于居庸。《读史方舆纪要》谓独石口“孤悬绝塞，最称冲要……其地挺出山后，寇犯宣蓟，往往出没于此。土木质变，议者欲弃独石不守，于忠肃曰，弃之，不独宣化、怀来难守，即京师不免动摇。于是命将出龙门，克复旧境，寇始不敢为患。盖京师之肩背在宣镇，而宣镇之肩背在独石也。”《边防考》亦谓“宣镇三面皆边，汛守特重，而独石尤为全镇咽喉。”《边略》又谓：“西路之张家口，西阳河，北路之独时，青泉、马营，中路之葛峪，青边，东路之四海治，俱极冲要，而独石尤为全镇咽喉重地。”
　　明代初年于口南十里处，建独石城。城周六里有余（《宣府镇志》作九里二十步。《宣镇图说》作六里余），设有三门。明宣德五年（一四三０年）移置开平卫于此。隶属于万全都指挥使死。正统末，为瓦剌所占，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年）可复，设上北路参将。屡有增筑，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复加修治。
　　据《大清一统志》独石口于清初属宣府镇，仍称上北路，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并卫入赤城县，改名为独石路，仍设参将驻防。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改设副将，并辖云州、赤城镇、安■、水■、龙门所五营。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又增设同知。置独石口厅，为口北三厅之一。口外为太仆司牧厂，察哈尔游牧处及阿坝垓诸旗分地。
　　独石口和以东四十里的青泉堡，西三十里的马营居为北路汛守重地，而独石尤重。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长城要口。是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通要冲。有大道往西北可通乌兰巴托。张家口边门大口有二：其东为小境门，其西为大境门（《宣化府志》则说，东为大境门，西为小境门），是出入长城内外的关塞。
　　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年），于口南五里处，筑张家口堡，周四里有余。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改筑，周三里有余。设东南二门。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在口内筑有来远堡一座，亦称上堡，其周一里有余。东畔河流，下开水闸堡，是通往长城内外的咽喉，向为要害之地。同时，在此开马市，是与蒙古进行贸易的场所。其宁静、北总镇、的省、安靖、护关、东境诸墩，皆为冲要之地。张家口是宣镇西路防守重地（西路重地还有与山西邻接的西洋河堡及万全卫西北七十里的洗马林堡）翁万达谓“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一带与大同天城接境，最为要冲，当指辞联络，休戚一体，疆场始可无患。”此外，万全卫西四十里的新河口堡，为北二十里的膳房堡皆为冲要。
　　明时，张家口隶属于万全都指挥使司，万全右卫。（据《明史·地里志》）
　　清为张家口路，设有参将驻此。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０年）改设副将。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增设理事同知。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与沙俄订立恰克图通商条约，以张家口为通往蒙古军台及恰克图陆路商场要道。雍正年间，置张家口厅，为口北三厅之一。咸丰十年（一八六０年），中俄新约，迳订定开为商阜。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奏请副将及左右两营，移驻多伦厅留都司一员驻此，辖万全营，膳房堡、新河口、洗马林四堡。（略据《大清一统志》）
　　口外是太仆司牧厂及察哈尔官兵阿坝哈纳尔等诸旗分地。
　　附龙泉关龙泉关，位于河北省阜平县西七十里，内长城东侧，为保定地区通往五台山的交通要口。有上下二关，相距二十里。下关，为明正统二年（一四三七年）建，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于下关西北处筑上关长城。天顺二年（一四五八年）及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年）先后添设官兵戍守。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年）改筑关城，守卫益密。
　　龙泉关，东北至倒马关一百五十里，西至山西五台县一百八十里。自关南北，沿山曲折，各数百里。崇冈叠岭，陡崖极多。形势险要，所属隘口共六十余处，皆与山西相连。
　　县西北五里处，有陡撞沟口，南至龙泉关四十里，自该口以下二十一隘口为龙泉北路。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于陡撞沟口置戍设防。
　　平山县西一百四十里，有十八盘岭口，东北至龙泉关三里。自该口以下共二十一隘口，为龙泉南路。而十八盘岭口尤为要害之地，明正统二年（一四三七年）筑城置戍，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复置官兵防守。
　　平山县西南一百四十里，有鹞子岩口，自该口以下二十四隘口，皆通山西，为龙泉中路。正统九年（一四四四年）设口，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增置官兵守御。
　　龙泉，紫荆，倒马，故关，皆为畿辅内边重关。明时，俱属保定提督。周宏祖谓“通论四关之险，龙泉为上，倒马次之，紫荆，故关又次之；通论四关置时，则紫荆为急，倒马次之，龙泉，故关又次之。”（《内关论》）这种形势缓急，显然通距京师远近有关。
　　清初设参将驻防，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改设游击，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改设都司，辖茨沟营及汛口十余处。（据《大清一统志》）
　　总起来讲，河北形势，前人论述颇多。
　　宋祁谓：“天下根本在河北。”
　　富弼谓：“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
　　顾祖禹更谓：“嗟夫！中外之时，千古大防也，勃碣之间，自古为都会矣。”
　　深刻地阐明了河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意义。
　　自古以来，我国边防，以北部、东北部及西部为重，及至明代尤甚。《周易》载：“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所谓设险，是于隘要之地筑墙设防。明宣大总督翁万达谓：“凡敌入寇，边地峻绝则易防，平漫则难防，事有可证也。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堡有垣堑，寡可敌众，弱可制强，若值之于平旷之墟，则百人牛羊，千人虎狠矣。”（《清筑宣大塞垣疏》）
　　明清以来，宣府、大同二镇，外与边墙相连，为河北西北部之屏障。京师之安危，往往取决于宣府、大同之得失。
　　居庸关，近在京师肘腋，“京师大命，尝系于此”，“居庸一倾，则自关以南，皆战场矣。”（《读史方舆纪要》）此所谓“一有不虞，即当倾国争之者也。”（陆逊）
　　京师北面，西起居庸，东至山海，边墙逶迤曲折二千余里，皆属蓟镇。自居庸关以东的灰岭至山海关，其间隘口共一百零二处，又自蓟州以西有边墙三重。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戚继光等人在蓟镇边垣二千里地段增筑了“空心敌台”，加强了守势。
　　“兵不审时，险不度地，非可以揆事体而弥寇雠也。”（翁万达《清筑宣大塞垣疏》）
　　“据险省戍，自古为然。”（明陈绾《蓟镇守边论》）
　　蓟镇所属边墙“冈阜重叠，敌难径入。”“则不必随处而守亦明矣。”（同上）故所要加强防守者，当为要害之处。并务于沿线东西若干适中之地，分列一定数量的馀兵，进行游击，以备策应。一处有患，招之即至。据守者宜掌握聚分之势，战守之形，方能击溃来犯之敌。此所谓“临敌运变，循环无穷”（《孙子》王晰注）之术，也即所谓“奇正之变”的道理。至于平坦易驰逐之处，宜增兵助手，以防敌人突犯。“是故把守之兵不可废，而策应之兵尤不可缺也。”（陈绾《蓟镇守边论》）
　　何谓“适中之地”？明蓟边总督谭纶所论甚详：“今计其制御之势大略有四焉，以冷水口为一路，自山海关抵太平寨，而以建昌为适中之地，以古北口为一路，自马兰峪抵石塘岭，而以密云为适中之地，以昌平为一路，自渤海所抵镇边城，即以昌平为适中之地，0以紫荆，倒马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关，而以易州为适中之地。”（《疏陈边务》），如此，聚兵于险关，重点把守，分兵于适中之地游击，以备策应，边防可故，京师可卫。
　　孙子谓：“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地形篇》）这即是说，判明敌人企图，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之远近，制定取制计划，这是主将的职责。
　　龙泉、紫荆、倒马、故关俱为畿辅内关边塞。按四关之险，以“龙泉为上，倒马次之，紫荆、故关又次之”（周宏祖《内关论》）龙泉关南北，沿山曲折，各数百里，崇冈叠岭，陡崖极多，形势极险，为他关所莫及。就四关形势而论，则“紫荆为急，倒马次之，龙泉、故关又次之。”（同上）紫荆关为京师西偏制敌，近在肘腋，为自宣府南下的重要通道，也是自紫荆关东下，经涿、易二州直趋北京的重要通道。形势重要，又为他关所莫及。然“独论紫荆、倒马之时，紫荆虽负山临河，不足以据一关之枢，西侧白石口极为平漫，堪驰十两，东侧马水口外临广故，内无完城”，且两地相离紫荆甚远，“仓促有警，应援不及。”“倒马则客路，吴江二口均当要害，又切近茨沟等村，故今所忧者，不在紫荆正关，而在马水、白石；不在倒马正关，而在客路、吴江也”（同上）其论甚是。